1月12日，陜西省文物局召開“2022年度陜西重要考古發現”新聞發布會，發布11項重要考古發現。2022年陜西全年完成配合建設工程考古項目約1100余項，發掘古墓葬座、灰坑、房址等遺跡1萬余處，遺址近6萬平方米，出土各類文物約5萬件（組）。其中，蔣劉仰韶大型環壕遺址、石峁高等級貴族墓地、太平龍山時代環壕聚落、西頭西周時期大型城址、秦始皇陵兵馬俑一號坑第三次重要發掘、清平堡長城考古、柳公權撰書墓志、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五橋并列遺址等重要成果不斷涌現，使古代歷史風貌重回大眾視野的同時也為政府規劃決策提供了依據，并全面展現了陜西考古過去一年的工作成果。

蔣劉遺址發現大型環壕

蔣劉仰韶文化遺址，此次發現了仰韶晚期環壕和墓地，并發現灰坑、陶窯、房址等遺跡100多座?？脊湃藛T在確定環壕范圍和結構后，開始有針對性地探索環壕內外的聚落功能區劃，特別是尋找環壕外的相關功能區，最終在環壕西南段外發現蔣劉遺址的墓地。墓地距環壕最近約15米，發現了集中分布的成人墓葬58座。墓地似經規劃，絕大多數為東北——西南向，墓主頭向東北，朝向環壕。

蔣劉仰韶出土陶罐

“蔣劉遺址大型環壕和成人墓地是近年來仰韶考古特別是仰韶晚期考古的重大發現，為深入分析關中地區仰韶晚期聚落形態和社會結構提供了重要資料。”負責發掘工作的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實習員王紅英說，“蔣劉環壕規模更宏大、墓葬分級更明顯，暗示著蔣劉仰韶晚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層次分化，是仰韶晚期社會更加邁向文明社會的重要物質體現。同時，墓葬中數量豐富的笄形骨器是仰韶考古的首次發現，其功能或與早期紡織手工業有關。”

寶雞發現仰韶晚期建筑遺址

2022年，為配合寶鈦集團工程建設，寶雞市考古研究所對項目所涉及區域的古代文化遺跡進行了考古發掘。此次發掘仰韶文化時期遺跡28處，其中灰坑15座、房址9座、窯址2座、溝2條。根據出土器物判斷遺跡時代均為仰韶晚期，發現地面式排房5座，之間均有隔墻，總面積108平米，平面呈長方形，房址建設時原始地表經平整處理，房屋地面經料姜石粉末涂抹處理，先后有3層，表明曾反復使用。半地穴式房址4座。窯址保存較差，發現有火塘及煙道。

“仰韶晚期地面式排房的發掘是關中地區乃至整個北方地區時代最早的排房建筑，在其之后的排房要到龍山時代晚期山西碧村遺址、臨潼康家遺址、涇水流域打石溝遺址中才出現。寶鈦項目夯土墻體大型排房的發掘是研究仰韶晚期寶雞乃至關中地區房址的建造方式、環境變遷、社會結構變遷的重要材料。”寶雞市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胡望林說，“下一步，將對發掘的仰韶晚期地面式排房、戰國灶址等重要遺跡進行異地搬遷保護。” 

石峁遺址發現皇城臺高等級墓地

2022年，石峁遺址發掘集中于皇城臺頂西部，確認為一處石峁文化時期的高等級墓地，命名為“皇城臺墓地”。因周圍存在現代墳園，暫不具備對墓地進行全面揭露條件，僅揭露墓地一角。目前已發現確認石峁文化時期墓葬19座，其中土壙墓14座，石棺墓5座，石墻多道。

皇城臺主要遺跡平面示意圖

此次發現的“皇城臺墓地”由一道寬約4米的石墻與皇城臺建筑分布區隔開，土壙墓集中分布于發掘區中部和西南部兩處區域。西南區的7座墓葬連排分布，除一座為南北向外，其余均為東西向。墓葬結構相似，平面形狀為圓角長方形，口小底大，墓室面積普遍超過10平方米，深3.5～4米。墓葬普遍使用木質棺槨，由榫卯套接而成，已朽為灰痕。墓內普遍有殉人，殉1至3人不等，還發現殉狗。中區墓葬規模略小于西南區墓葬，多有木質葬具，墓主人骨已無存，墓內多有殉人，一般僅殉葬1人，墓上未發現石墻及建筑遺跡，顯示出等級低于西南區墓葬。

“皇城臺墓地”M4墓葬內一組帶蓋彩繪陶器

“雖然2022年發掘的皇城臺墓地僅揭露出一角，墓葬多遭嚴重盜掘破壞，相較于之前在石峁韓家圪旦地點、府谷寨山遺址發現的墓葬，皇城臺墓地發現的石峁文化墓葬規模更大，為目前所發現等級最高的石峁文化墓葬，確定為一處高等級貴族墓地，成排墓葬及圍繞墓葬所建的整齊石墻表明石峁文化的高等級墓葬已有成熟的規劃意識和墓上標識性建筑，具有墓園的雛形。”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邵晶說。 

太平遺址發現東西并列兩個環壕

太平遺址2022年已完成50余萬平方米的考古勘探，累計發掘面積4600平方米。此次發掘對太平遺址的認識有了一些初步的線索，確認一處大型的客省莊二期文化聚落遺址，由東西并列的兩個環壕構成，遺址面積不小于100萬平方米，年代約為距今4150-3700年。兩座環壕年代相同，體量接近，口部寬度約15-20米，底部寬度約10米，深約5米。環壕大部分在生土上開挖修建而成，邊界明顯，保存完好，起到防御、防洪、排澇及滿足日常生活給排水的重要作用。

遺址內發現居住建筑形式多樣。除2021年度發現的地面式方形建筑、“呂”字形半地穴建筑，圓形深穴式建筑外，2022年度新發現有使用土坯的窯洞式建筑，兩個居室與一個院落的半地穴建筑組合，及一處可能與建筑相關的人工夯土臺基等。在東環壕北部中央發現有朱砂墓、夯土基址和大型地坑院建筑等。同時在遺址里面發現了當時人類生活使用的陶器、石器、骨器，通過植物考古學的浮選，還發現了當時人們生活所必需的這些糧食，包括有黍水稻等等，這都是為展示當時人類生活的一個全方位的場景。

太平遺址出土玉器組合

“太平遺址環壕、居址、墓葬三位一體的系統發掘顯示出，太平遺址是迄今為止在關中地區發現的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龍山時代環壕聚落遺址。填補了關中地區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空白。”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小慶說。

 旬邑西頭遺址發現商周高等級墓葬

旬邑西頭遺址位于陜西省咸陽市旬邑縣張洪鎮，遺址為商周時期遺存分布面積約200萬平方米，是迄今為止涇河流域發現規模最大的商周時期聚落之一。

西頭遺址發掘全景

2022年通過勘探，在遺址西側區域發現夯土城墻、壕溝及道路遺跡，東城墻由兩道夯土墻構成，寬度約7米，其東部寬4、西部寬2.7、兩者相隔約3米。壕溝寬約8米，殘深約2米。對南城墻進行解剖，可確認城墻年代為西周時期，結合勘探已基本確認城址北、東、南三面城墻分布范圍，初步判斷該城址面積約80萬平方米。

此次考古確認一處面積超15萬平方米的大型圍溝墓地，2022年度發掘甲字形大墓3座，其中M90為東西向大墓，墓道向西，墓室東西長約6.5米、南北寬約5.2米，墓道長約9米、寬約3.3米，墓道內發現排列有序殉人38具，分三層殉埋，布滿整個墓道，墓室西側二層臺發現5具殉人，墓室為一棺一槨，墓室底部有腰坑。同時，發現有冶煉殘爐、銅礦石、煉渣和爐壁殘塊等冶銅遺存。另外，還發現較大面積夯土建筑基址、大量廢棄陶瓦殘片和刻文陶器，從出土遺物可判斷，該地點冶銅和建筑基址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早中期。

西頭遺址出土的部分器物

“西頭遺址是目前涇河流域考古發現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商周時期遺址，為區域考古研究打開了新局面；該遺址構建起區域商周時期的年代序列，為探索周文化起源與早期發展提供了新基點。”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豆海鋒說，“遺址發現西周時期大型城址，為‘豳’地歷史及王畿地區統治方式研究拓展了新路徑；西周時期大型圍溝墓地及高等級墓葬的發現，為揭示區域人群變遷及社會演進提供了新證據，對涇河流域聚落演進與商周社會變遷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也為尋找文獻所記載西周‘豳師’提供了重要線索。” 

咸陽塔兒坡發現戰國晚期墓葬385座

咸陽塔兒坡墓葬項目位于陜西省咸陽市渭城區塔兒坡村東，共發掘古墓葬406座，其中戰國晚期385座，漢代20座，唐代1座，窯址13座（漢代2座，唐代10座，明代1座），出土文物847件（組）。

此次發掘的戰國晚期墓葬從形制上可分為豎穴土壙墓（55座）和豎穴洞室墓（330座）兩大類。部分墓葬有龕、坑，放置隨葬品。出土隨葬品482件（組）部分陶器上有戳印四字陶文。漢代墓葬20座，出土文物364件（組）。從墓葬形制上可分為豎穴洞室墓和長斜坡墓道洞室墓兩大類。唐代墓葬1座，出土文物1件。發掘窯址13座，均為半倒焰式陶窯，根據形制判斷分別為漢代2座、唐代10座、明代1座。

咸陽塔兒坡出土器物

“此次發掘的戰國墓群與東鄰的‘95塔兒坡秦墓’一墻之隔，墓葬形制、隨葬品相近，兩者應是戰國晚期同一墓地。結合以往的發掘情況，進一步確認咸陽東郊是秦咸陽城的墓葬區。從墓葬規模、出土隨葬品判斷，這批墓葬均為小型墓葬，墓主應是一般平民階層。”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趙旭陽說。

兵馬俑首次發現“佩劍俑”

秦兵馬俑陪葬坑是秦始皇帝陵園外圍的一組大型陪葬坑，其中一號坑面積最大。2022年是一號坑進行了持續十余年的第三次考古發掘，新發現陶俑220余件，并初步厘清軍陣的排列規律，還明確了秦陵陶俑的制作程序。

首次發現的佩劍兵馬俑

此次發掘共清理陶俑220余件，陶馬16匹；戰車4乘、鼓2處、鼓槌1處、漆盾1處、籠箙3處；兵器柲多處、弓弩箭箙多處；發現車馬器、兵器、生產工具等，共計近千余件（組）。

“一號坑的建筑結構為框架式，與廂槨式陪葬坑相比技術較為原始，可推知其在陵園中修建較早。同時，這次考古發掘還取得了多項突破，明確了武器的種類與配屬，清理出俑坑中第一面盾牌，確認了特殊俑的職能，并初步厘清軍陣的排列規律。”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員申茂盛說，“此次考古發掘還明確了陶俑的制作程序，陶俑在塑出大型后，先作細部雕飾，然后再粘接雙臂。” 

西咸新區發掘217座十六國北朝至唐代墓葬

北城村墓葬群位于空港新城城北杜街道北城村，距離咸陽國際機場4.5公里。2021年至今，考古工作者對位于空港新城城北杜街道的北城村墓葬群進行了考古發掘，共清理十六國北朝至唐代墓葬217座，圍溝1處。

北城村墓葬群呈長方形，東西長233.5米，南北發掘長度256.5米。圍溝內的墓葬全部為東向，呈南北縱向排列，同一列墓葬大小規?；疽恢?，根據規模大小可以分為東西兩部分。東區墓葬均為規模較大的墓葬，由東向西呈5列分布，這些墓道長度均大于15米，其中31座墓道長超過20米。隨葬品主要為銅錢、銅飾，少量陶器、鐵器、泥餅等。西區墓葬的規模較小，東西向呈4列分布，墓葬的墓道長度小于15米，墓室深度一般不超過5米，出土器物以銅錢為主，少量銅飾件、陶器、鐵器。

北城村墓葬群出土陶俑及鎧馬

“結合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判斷圍溝內墓葬西區的年代應在北周至唐初這一時間段，東區墓葬應在十六國、北魏至西魏時期，整體而言由東向西，由南向北，墓葬規模變小，時代越來越晚。”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柴怡說，“并根據體質人類學鑒定，人骨死亡多在壯年，男女比例基本為1：1左右，表明其人群之間必然有共同的血緣或者地緣關系。這對研究北朝時期的墓葬形制演變、墓地規劃設置和相關祭祀制度及該時期人群構成、民族交匯融合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西安朱雀門外1200米處發現5座磚砌橋基

2022年，為配合小雁塔歷史文化片區綜合改造項目，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在小雁塔西北角工地開展考古發掘工作，取得重要收獲。至今已發現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外郭城第七橫街、橫穿朱雀大街的水渠及渠上5座橋梁基址、朱雀大街東側水溝及其上與第七橫街相通的2座橋梁基址、安仁坊西北墻角、角門及其外側水渠上的磚砌涵洞遺址，還發現明清時期薦福寺西北角院墻、圍溝及院外2處骨灰瘞埋遺跡。出土各類文物350余件，包括陶器、釉陶器、唐三彩、瓷器、銅器、銅錢、鐵器及建筑構件等。

“朱雀大街五橋并列遺址位于皇城朱雀門外1200多米外，與朱雀門和明德門遙相呼應，體現了都城禮制的最高等級，對于隋唐長安城形制布局及禮儀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張全民說，“這是目前經考古發掘出土的我國古代最早的五橋并列遺址，是明清都城中軸線上設置五橋的濫觴，也是中國都城禮制文化起源、傳承和發展的實物見證。”

此次發掘的2號橋基南壁正視圖

此外，隋唐朱雀大街是連接皇城朱雀門與外郭城明德門的南北向大街，是隋大興唐長安城的中軸線。此次發現的朱雀大街東側水溝，確認了朱雀大街的東部邊界，推算朱雀大街的實際寬度大致為130米左右（不含路溝）。

出土唯一考古發掘柳公權撰書墓志

為配合西安市長安區郭杜街道鳳林北路東延伸段項目建設，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共清理發掘3座唐墓，在其中一座墓葬中出土的一方墓志，由唐代著名文學家、書法家柳公權撰文并書寫。

該墓平面呈“刀把”形，南北向，墓室被盜，葬具及人骨不存，出土塔式罐蓋、陶半身俑、陶狗、墓志。出土的柳公權撰文墓志長76.7、寬77.1、厚14.5厘米，四周線刻十二生肖，獸首人身，每面三個，墓志正面陰刻正書42行，滿行45字，共1769字。

墓志局部圖

根據墓志內容，墓主為唐通議大夫守左散騎常侍嚴公貺，馮翊人。他的妻子為河東柳氏，是柳公權的堂妹。嚴公貺于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十二月廿五日病逝，享年七十五歲。嚴公貺逝世后，長子嚴脩穆請其舅柳公權為嚴公貺撰、書墓志銘，此時柳公權已71歲。

“本次發現的嚴公貺墓志是現存唯一經考古發掘、有明確出土地點的柳公權晚年撰書的墓志，不僅補充了缺載的嚴公貺生卒年份、仕宦經歷等信息，完善了馮翊嚴氏家族譜系及其與河東柳氏的姻親關系，也為研究柳公權書法藝術提供重要實物資料。”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陳徐瑋說。

嚴公貺墓志出土現場

清平堡遺址發現城墻、城門、甕城

清平堡遺址位于陜西靖邊縣楊橋畔鎮東門溝村，為明代延綏鎮長城三十六營堡之一，同時也是明蒙之間互市的場所之一。2022年清平堡遺址考古工作主要清理了城址南門和城外西側護城墩區域，對城內開展了全面勘探工作。同時，對顯應宮內部出土的彩繪泥塑、中心樓墻體開展了搶救性保護、加固工作。

清平堡遺址平面圖

南門位于清平堡南城墻中部，整體破壞嚴重，殘存門道寬約3.3米。在南門外有甕城，墻體保存相對完整，甕城現存墻體最高處殘高6米，頂部殘寬1.2～2.1米，墻體底寬4.6米。甕城內出土有大量磚瓦殘塊、少量青花瓷片、黑釉瓷片、殘損鐵器及動物骨骼等遺物。

“我們對清平堡遺址的整體布局和結構、保存情況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清平堡在修建之初的自我定位是軍事和商貿二重的，在使用過程中，營堡內及周邊發生的更多是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于春雷說，“明朝政府為了防御河套蒙古的軍事攻擊，選擇此地修建清平堡，其封閉的城墻、城門、甕城的建筑格局均體現了這一軍事防御的目的。在堡內十字街交叉處設置中心樓的建筑布局，最早可追溯到漢代市場，體現了清平堡作為商貿場所而修建的另一個目的。”

本報記者 魏建軍